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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为父母和老师提供培养目标感的切实方法,在家庭和学校中培养氛围,将目标感植入孩子的成长,帮助他寻找有益的生活方向
l让八零一代父母重新审视和看待他们在生活中所经历的漂泊和选择的坚持,这些将会成为他们留给孩子的一份最好的人生智慧和精神遗产“目标感”可以成为原生家庭的一份新的理念传承
名人推荐
真正懂得我们每一位儿童青少年成长的规律,才能有的放矢地把其培养成人,成为社会和家庭共同期待的人才。
林崇德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中国心理学会前理事长
如果你是父母、老师或教育政策的制定者,这是一本不容错过的图书。戴蒙对当下年轻人迫在眉睫的重要问题——生活的迷茫——做出了深入解析,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
——积极心理学之父 马丁·塞利格曼
我在中国公办学校做了35年的基础教育,其中副校长、校长24年,做的很努力。如何才能成全儿童的健康成长?曾尝试用分数激励、用习惯赋能、用关系温暖。“疫情”过后,孩子们的各种问题凸显出来,我开始困惑,甚至自我怀疑。幸运,遇见《目标感》。计划把它当教材,带上老师和父母一起边学习边践行。
老猫校长
深圳翠北教育集团总校校长
内容简介
为什么有些人拥有成功而幸福的人生,有些人拥有波折和伤感的人生,造成年轻人未来人生轨迹不同的关键因素是什么?是卓越天资和优秀学习能力?是父母的栽培和物质条件的给与?本书会告诉你:都不是!今天年轻人心里普遍缺乏的动机来源,是对目标感的认识不清。
在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社会的不确定性变得越来越高的世界里,当前父母最紧迫的事情是帮助孩子们获得有益的方向感,使他们能够跨越雷区——威胁他们这一代人的漂泊、迷茫、冷漠、焦虑、恐慌以及自我沉溺。
作者简介
威廉·戴蒙(William Damon),当今世界研究人类发展最杰出的学者之一,被誉为“影响世界的50位心理学家之一”,儿童心理学权威巨著《儿童心理学手册》(全8册)总主编,斯坦福大学教育系教授,斯坦福大学青少年中心主任,美国国家教育科学院院士。
读者
6岁以上孩子的父母,对生活感到迷茫的年轻人
精彩书摘
第1章 漂泊的青春
在当下时代,一个年轻人的生活前景是如此地充满不确定性。仅仅在数十年前,几乎所有的年轻人在青春期快接近尾声时,都会知道他们将在何处生活,将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以及自己会跟谁结婚。而如今,大多数年轻人直到已步入成年,对于这些问题仍无法找到确切的答案。经济全球化带来了更多的机会,也带来了更多的压力,很多年轻人要背井离乡,到远方去寻找发展的机会。甚至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也会花数年时间去做一些临时性的工作,而不是进入到一个长期稳定的职业领域。事实上,“永久性职业”这一概念已经遭到了质疑。因为很多职业正在演变成一连串相对“短暂”且“不连续”的工作。至于说组建个人家庭,世界各地的年轻人都在延迟结婚甚至选择“不婚”。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不婚的年轻人数量还会持续增多,或者他们拖到几乎要过了生育年龄才选择结婚。
当下的一些年轻人很乐于接受这样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所带来的新机会。这些年轻人已经为自己的未来构建了清晰的愿景,他们有着很强的自我驱动,充满活力,保持乐观,并且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计划来实现个人抱负。对自己充满自信,他们享受着探索世界的过程,以及对个人潜能极限的不断挑战。不再需要任何的保护和激励,他们会跨越遇到的任何阻碍。总之,他们找到了一种很强的目标感,不断激励着他们,并指引着他们前行的方向。
与此同时,他们的很多同龄人仍在痛苦的挣扎着。在步入成年,面对一些重要的选择时,他们感到自己在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方面好像处于一种“漂泊状态”或者被“卡壳”了。现在,相当多的年轻人在接纳成年生活角色如“父亲或母亲”“职员”“丈夫或妻子”“公民”时,都会迟疑不决。
从美国到日本再到欧洲,年轻人“延迟承诺”的现象在工业文明世界都普遍存在。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在意大利,有报道称,大多数30岁的年轻人还跟父母生活在一起,他们既不结婚,也没有全职的工作。在美国,一项针对18~24岁的年轻人的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他们大多数人而言,婚姻、家庭和孩子并不被视为是想要追求的成就,而是要去规避的风险”。
英国首先在政府层面注意到“未就业状态青壮年”日益增长的现象,5年前的一份国家报告中,提出了“年轻啃老族”的概念(“既没有‘接受教育’,也没有‘就业’,又没有‘参加就业辅导’”)。日本政府最近报道称,有近百万年轻人成为了“啃老族”,并对此发出明确的警告,而这是在一个以“稳固的世代工作伦理”而著称的社会。在这两份报告中,都没有提到“经济放缓”问题。欧洲、亚洲、美国以及其他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都在经历经济的快速增长,足以给年轻人提供丰富的就业机会。但是很多年轻人却停步不前,或许是因为面对生活的不确定性而感到气馁,或许是因为他们畏惧做选择带来的所谓“风险”,又或许是提供的这此工作机会和发展前景在他们看来是毫无意义的,因此提不起兴趣去做。年轻人的种种“不愿意”和“踌躇不前”背后隐藏的原因,令很多父母和教育工作者百思不得其解,甚至开始为这些年轻人还没有找到一些可以让人生获得满足感的事业和承诺而感到担忧。
很多父母也表达了他们的担心:他们的子女可能变成“回巢一族”,在本该展翅高飞的年纪,却又回到了家中的巢里,父母们一开始还能以幽默的方式谈论这件事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幽默就变得越来越少。我把它称为“如何才能让我那乖女儿从地下室搬出去”问题。当然了,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会对子女“花比一般人更多的时间自谋生路”感到困扰。这个问题存在积极的一面:它暗示了一种亲密关系,而这种亲密关系在过去几十年中都是被很多家庭忽视的。现在,已成年的孩子还是感觉待在家里比较舒适,他们也确实很享受待在父母身边的感觉,相比婴儿潮一代的人,他们更能够开放地跟父母沟通。
这个问题因媒体的报道而获得了更多人的关注。在2007年5月的《财富》(Fortune)杂志上,纳迪拉·希拉用愉快的笔调写了一篇关于“婴儿潮一代的孩子们”的报道,她认为自己也是这群孩子中的一个。以得体的方式赞扬与她同时代的年轻人拥有的过人天赋、活力和创造力,作者以例证说明,“我和同龄人遇到的所有问题和质疑,将引领我们去探寻一些重要的答案”。同时,随着质疑和自我探索期的延长,也就延迟了向“永久性工作”和“建立个人家庭”的过渡,这种“延迟”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代人。希拉援引了一份对2000~2006年间美国大学生的调查,调查显示,近2/3的毕业生在毕业后搬回了父母家,其中有超过一半的人在家里待了一年以上。她引用了一个28岁的年轻人(此人曾写过关于这一主题的书)的话:“如果我们不喜欢一份工作,我们就辞职不干,大不了搬回家里,这没有什么丢脸的……我们的妈妈最喜欢做的事,莫过于给我们做可口的肉饼”。另一个24岁的女生也响应道:“我认为父母也希望感觉到自己被需要,我是很独立的孩子,在我请求帮助时,他们会非常开心”。
父母对孩子的爱是世界上最大的恩宠,幸运的是,事实上大多数父母都乐于为帮助子女成长而做任何事情。同样,大多数子女也可以充分信任地期望父母满足自己的需求,这也是一件好事。但是我并不确信,绝大多数的父母都希望把自己最好的年华用在满足孩子的基本需求上,也不相信这样做对子女来说是真正最有益的。真正对他们有益的,是帮助他们找到一条路,一条可以为自己的家庭,甚至为这个世界做出贡献的道路。
最终的问题,不是父母应该在子女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而是子女应该如何实现自我。在青春期阶段,进行一些反思和尝试是有益的。青春期是发展的过渡阶段,就像是个体走向拥有成熟的自我认同之路上的一个中转站。这一生命阶段据说是以进入青春期为起点,以对成年人的社会角色(如上文所提到的父亲或母亲、丈夫或妻子、职员及公民)做出坚定承诺为终点。在向成年过渡的关键时期,年轻人花些时间来审视自己、思考未来,寻找到最符合个人志向和兴趣的机会,这是明智的。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可能都有必要在青春期经历更长时间的自我探索和反思,以便建立充分的自我认同和寻找积极的人生方向。这就是著名心理学家爱利克·埃里克森曾描述的建设性的“延缓偿付期”[1]。的确,在某些人的生活中,为了更好地完成“身份认同”,他可能会经历长达数年的选择延缓期。
然而当今很多年轻人的延迟,呈现出了一系列让人担忧的特征,最主要的问题是很多年轻人似乎并没有在积极寻求解答。他们的延迟,可以说更多是优柔寡断,而不是积极反思;更多是方向迷茫,而不是追逐明确目标;更多是矛盾心理,而不是内心坚定。缺乏方向感,无论是从个体发展还是从社会角度,都不是建设性的“延缓偿付期”。缺乏方向感,机会就会转瞬即逝,并可能由此产生自我怀疑和偏执。不良的习惯逐渐生根,而好的习惯却没有建立起来。当然,这并不是说存在一个关键期,只有在这一时期才能获得使人生丰满的方向感。我所强调的是在本应做好准备的阶段过度延迟会带来严重的风险,年轻人可能把“寻找积极方向”“在这一方向上坚持”“培养实现方向性目标所需要的各种技能”等任务都统统抛到脑后。
当下的年轻人能清楚地意识到,他们需要在人生的某个时点完成从青春期到成年的过渡。这种意识本该成为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产生热切期望的源泉,但对其中大多数人而言,带来的却是隐约不祥的预感,或是更糟糕的让人耗费精力的焦虑,并进而让个人的发展停步不前。延缓接纳成年人的社会角色,事实上也是在缓解焦虑和抑郁。但如果年轻人不去承担任何职业、家庭及其他重要的社会责任,他就无法获得走上正轨的支点。这种责任的脱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让人越来越难以忍受。它会一直持续下去,并极大地消耗心力。
我所谈的这些并不是想要暗示,现在大多数的年轻人都已深陷困境,或者面临着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事实上,从大多数指标来看,现在年轻人的幸福感要比10年前或15 年前的更高一些,至少不低于之前的水平。在美国,现在青少年出现早孕的可能性比10年前要低一些;暴力和犯罪倾向有所下降;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不易受到毒品的诱惑;出现主要饮食障碍的情况有所减少(肥胖症除外,肥胖症在青少年中仍呈上升趋势,与成年人类似)。大多数学生在学校待的时间更长了,并且出勤率也有所提高。学生们更加努力,学习更多的东西,至少从最新的测验成绩上来看是如此。很多年轻人的日程表上排满了各种活动,从体育运动,到艺术活动,再到徒步和露营俱乐部。尽管十年来多次登上美国媒体头条的“青少年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很好解决,但它们已不再呈现恶化趋势,并且在很多地区逐步获得了改善。的确,就像我在一开始所说的,今天的很多年轻人正在茁壮地成长着。
但是其他年轻人只是表面看上去过得很好,其中很多人似乎被“卡壳”了,他们漫无目的,不知道生活中到底该做些什么。他们可能没惹麻烦,并且也完成了我们交代给他们的事情,但实际上他们处于一种漂泊状态,没有明确的方向感。他们看上去走在人生的正轨上,但距离脱离——或者跳离——这一轨道只差一步之遥。还好,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意识到生活中似乎缺少了什么,尽管很多时候这种意识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比如对于焦虑(“压力太大了!”)、玩世不恭(“这关我什么事!”)或冷漠(“无所谓,随便怎么样吧!”)的表达。年轻人身边却鲜有人知道困扰他们的是什么,除非出现极端的情况,无法茁壮成长的危机将“缺乏目标感”这一无可回避的原因暴露了出来。
年轻人身上常常缺乏的——并不是说普遍如此,只是在当今极少数年轻人身上较为明显——是对一件事情全身心的投入,或是可以衍生出一系列目标的兴趣,以及可以赋予生活意义和方向的目标。
[1]美国精神分析家埃里克森将“延缓偿付期”(Moratorium)概念引入发展心理学,意在强调年轻人虽然在生理上已表现出足够的成熟,但是可以在履行社会义务和责任方面适当予以延缓。有了这种社会和心理的延缓偿付,青年便可以利用这一机会通过实践、检验、树立、再检验的往复循环过程,决定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自己的职业,并最终确立自我同一性。——译者